蒙古马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马，又不单单是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马。蒙古马是历史之马、文化之马、文明之马。蒙古马伴随着人类从远古一直走到今天，它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性灵动物，它为人类辉煌历史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蒙古高原惊心动魄的古代北方民族史，是蒙古马和生活于此的游牧民族共同书写创造的历史。我在浏览古代北方民族史籍的时候，时常有这样的慨叹：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无不是在马背上驰骋天下的民族；古代北方民族史，实则是一部马背游牧文明的历史。我回望他们走过的背影和足迹，时刻都能感受到人马合一的草原社会生态。从有史料记载的匈奴起，及至后来的乌桓、鲜卑、柔然乃至之后的突厥、回鹘、契丹等，无不如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北方游牧文明的历史，无不是马与草原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当这些雄悍骠勇的北方草原民族，在蒙古高原这个游牧部族的历史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纵横驰骋了近千年之久后，蒙古民族终于登上这块孕育了许许多多游牧民族的神奇高原，又一次掀开了草原游牧文明的历史大幕。

当历史的车轮跨进蒙元帝国，北方草原社会才真正进入了游牧文明的黄金时代。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把此时的蒙古人称为“游牧骑马民族”。这时候，马不仅是蒙古民族社会生活以及游牧民家庭的重要财富，还是蒙古民族统一蒙古高原、西征欧亚大陆的作战工具，与此同时马也已经成为蒙古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蒙古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成为蒙古民族的图腾和象征，甚至成为蒙古民族信仰崇拜的“天使”“天神”。

《元史》记载：“西北马多天下，秦汉而下，载籍盖可考已。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元史》中所谓的“西北马”，即我们今天的蒙古马。蒙古马从匈奴时代经过历代草原游牧民族近千年的驯养繁息，及至蒙元帝国，数量之众、品质之优已成为一时之盛况。公元 9 世纪的唐朝末年，蒙古民族的先民，已经在今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畔，开始了他们的狩猎游牧生活。这时候，马在蒙古先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已日趋凸显。《元史》中有这样的记载，铁木真十世祖孛端察儿在家中甚受歧视，诸兄弟分家贽、分马匹却没有他的份，于是他独自乘青白马离家远走。之后，孛端察儿的子孙们，因自家的“驰马之所”遭人破坏而与之结怨，致使他家的马群尽数被人掠去。幸而途中“一匹黄马三次掣套杆逸归”，才给他的家族留下最后一匹马。后来，孛端察儿的子孙，乘着这匹失而复得的黄马，四处寻找被人夺去的马群。一日，寻马者“行至一山下，有马数百”，正是自家的马群，遂杀死看守马群的牧儿，悉数把自家的马群夺回。由此可见，马已是蒙古先民家族中最为重要的财富象征。就是从这群马开始，一个驰骋天下而无敌的马背民族，写下蒙古民族数百年辉煌历史的不朽诗篇。

从12世纪蒙古部兴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到蒙古大军三次西征横扫欧亚大陆，再到挥师南下灭金灭宋，建立大元王朝，蒙古人为何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能完成如此震惊世界的壮举？这正是因为有了马，有了骑兵，有了弓箭；也正像美国学者巴菲尔德所说的，这些“骑马而行、机动灵活的牧民们，用各种弓箭在远处就能轻易地将箭排山倒海式地直接射向他们的敌人”。马是蒙古民族所向无敌，征服天下最为重要的力量。对蒙古马在蒙古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论给予怎样的褒扬，我以为都不为过。故而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把蒙元帝国径称作“骑马民族国家”，更有人把 13 世纪称为“蒙古马时代”，把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称为“马之帝国”。

当到了游牧力量达到顶点的13世纪时，蒙古民族与蒙古马的人马协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蒙古民族是一个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蒙古人从小就习射善骑，婴儿在襁褓时，长辈就会带上他们跨上马背出行，3岁孩童就能独自骑在马背上奔驰。蒙古早期社会组织，牧民即骑兵，骑兵即牧民，《黑鞑事略》记载：“其军即民，年十五以上者皆有骑，而无步卒，人二三骑，或六七骑。”蒙古军队在出征作战时，人皆数骑，曰兼骑，往往是马换而人不停，一马疲惫，再换一乘，蒙古士兵能在马背上假寐，可昼夜行军，永远保持旺盛而不竭的战斗力。蒙古骑兵在环境极端恶劣的大漠戈壁作战时，能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他们竟能以马乳维持一月生活，甚至时常以马肉为食、以马血为饮，度过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而夺取战斗的最后胜利。

蒙古民族不仅在对外征服中离不开马，仰赖于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须臾不能离开马。在游牧社会生活里，牧民迁徙需要马、放牧需要马、出行需要马，蒙古人几乎是生长在鞍马间。因此，蒙古民族和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蒙古人和马的情感不是人和“畜”的关系，而是人和“伙伴”的关系。马甚至可谓家庭中必不可少之成员。在 13 世纪流传于民间的蒙古族叙事长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里，对马与人的关系就有十分形象而生动的描绘。两匹骏马因在一次狩猎中表现出色，而没有受到成吉思汗的夸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离开可汗的小骏马倒无忧无虑，吃得膘肥体壮，大骏马却不堪对“圣主”的日夜思念而嶙峋瘦骨。后来两匹骏马不堪对主人的思念，终又回到成吉思汗的身边。英雄失去骏马，何能纵横捭阖驰骋天下？骏马离开英雄，又怎能施展其卓越才华？在蒙古草原上，马与人的完美结合，已成为蒙古民族不竭生命力的象征。这种人马契合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蒙古马的实用价值，更因为蒙古马的“性灵精神”。

蒙古马被蒙古民族视为性灵之畜，成为蒙古人不可或缺的精神依托。马不但为乘骑，而且与人一样有思想、有情感，解人意、通人性，甚至能与人沟通对话，马的情怀深深融进蒙古人的精神世界。曾有一位牧民告诉我说，蒙古马的视觉、听觉、嗅觉皆十分灵敏，它能在茫茫草原的暗夜识别方向，认识归途；马虽性烈且剽悍，但对主人绝对忠诚，主人如果受伤、醉酒或迷途，只要在马背上它就会十分驯顺地把主人驮送家中。蒙古马虽然形体矮小、毛色驳杂，看似貌不惊人，但其体魄健壮，身躯结实，耐饥耐寒，能适应各种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命力极强。蒙古马长鬃飘然，勇猛矫健，善于驱驰，速度极快，长途奔波而不疲惫，它可以站着睡觉，体力恢复极快，是牧民最好的行脚。在严冬，马可以为牧人遮风挡雪，驱除严寒；在酷夏，马又能为牧人寻找甘霖，解渴祛暑。因此，蒙古人与马相伴一生，马是牧人终身不能离开的。

那一年冬天，在一个零下三十多度的寒气逼人的清晨，我在希拉穆仁草原上，见到一群终夜在雪野中觅食的蒙古马。它们个个身上披了一层厚厚的雪霜，犹若冰清玉洁的银色神骏；它们的鼻孔处挂着粗粗的冰凌，毕竟它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呵气成霜的寒夜；它们浑身蒸腾着白色的热气，精神抖擞，英气勃发，丝毫看不出对苦寒的畏惧。我在严寒中瑟缩着，拿出相机欲为它们拍照，顷刻间，戴着手套的双手冻得失去知觉。在它们面前，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在它们面前，我突然感到人的渺小和脆弱。我终于明白了，蒙古民族为什么如此崇拜而敬重蒙古马。

我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盖因蒙古马与生俱来的特质——速度、力量和性灵，才深刻地影响了蒙古民族崇拜马心理的形成；还是因为蒙古人几百年来，与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不解情缘，马才成为蒙古民族古老的信仰，才成为蒙古人心中崇拜的“神”。蒙古人认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隲。正是因为有了“天神”之马的呵护，蒙古人才能从古代的蒙古高原一直走到今天而兴盛不衰。在蒙古人看来，马是上天赐予蒙古民族的“神物”，骏马是神圣的。马具有其他牲畜所不具有的神性、灵性，马构建了草原游牧社会的生活秩序，马走进了蒙古民族的精神世界。

踏着蒙古高原的苍茫历史，蒙古马从远古时代一路奔来。今天的蒙古马已不是纯粹的自然之马，它身上负载了太多的文化元素和历史积淀，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生生不息、驰而不止，向着蒙古人心中圣洁的风景永不停息地奔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