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养马业（上篇）

马作为六畜之首，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前，一直是人们驮挽骑乘的主要工具和军队作战的制胜武力。数千万年来，马在人们的驯化进程中，逐步演变成为生存能力极强、体力超众、性格温顺、聪敏智慧、行动迅捷、便于人类驯养和管理的大型食草型动物。我国作为最早驯化马的民族之一，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考证马在地球上出现距今已有 6000 余万年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的产生发展。人类对马的驯养与繁育历史悠久，虽然目前世界各国对马的驯养发展历史研究甚少，出版的历史文献较少，但从各地出土的马匹遗骸及马饰、图腾、岩画、石画、砖画、雕塑、雕刻等有关马的文物都表明，早在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期，人类对马等大型动物的圈养与驯化就已经进入高级发展阶段。

沙特阿拉伯阿西尔省（Asir province）西南部的阿布哈（Abha）, 古时期被称为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是当地的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们称它为 al-Maqari 文明。近期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一片古人类文明遗址，遗址表明 9000 多年以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活。在此古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动物雕像，这些雕像包括山羊、狗、老鹰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一匹高一米的马雕像，这尊马雕像颈部有一马鞍。马鞍的存在表明早在 9000 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古人就已经开始对马进行驯养。

在我国，流传的《王亥训马》的故事，充分说明我国驯马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

据我国史书记载，远古时期，马是一种野生动物，人们称之为 “火畜”。5000 年前的黄帝时期，人们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有一次，黄帝的部下捕获了一匹野马，很凶悍威猛，但它并不伤害人和其他动物，只以草为食。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动物。黄帝让驯养动物的能手王亥用木栏先把它圈起来，一段时间后的一天，王亥和同伴们发现围栏外边又来了几匹野马，它们对着栏杆内的那匹野马叫个不停，怎么驱赶也不肯离开。第二天，王亥把木栏门打开，外边的野马都冲进木栏，和栏内的野马混在一起，再也不愿离去，十一个月后的一天，其中一匹马生下了一匹小马驹，王亥高兴极了。随着时间一天天度过，这些野马发现人类并不想伤害它们，于是变得十分温顺，特别是小马驹，很喜欢和人在一起玩耍。

有一天，王亥跳上一匹性格温顺的骏马马背，马受到惊吓，立即把王亥抛在地上跑远了。后来王亥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用桑树皮拧成一条绳子，把马头绑好后跳上马背，马仍像头一次一样惊恐万分，再次开始抛甩王亥，王亥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紧紧抓住绳子和马鬃，任凭马怎么飞奔，王亥总是不松手，跑了一阵后，马的速度逐渐减慢下来，直到马不再狂跑时，王亥这才勒过马头骑着回去。

王亥骑马成功后 , 很多人前来观看。应龙是黄帝身边的一员大将，对骑马很感兴趣，他积极协助王亥驯马，练习骑马。一天他们练马没有把围栏的栏杆门关上，栏内的一匹小马驹就被老虎咬死了，被人们发现后老虎立即跳出栏杆仓皇逃走。王亥和应龙带上弓箭，骑上马向老虎追去，直到把老虎射死在山谷中。在返回的路上，王亥、应龙又骑在马上顺便射死了几只鹿。他们的行动，引起了风后的注意。风后便对黄帝说：“既然骑在马上能追老虎，能射杀野兽，那么，打仗时能不能也骑在马上，追杀敌人 ?”风后建议黄帝下一道命令：“各部落所有打猎的人，今后出外打猎，一律不许射杀野马。凡能捉回野马者，给予奖励。”黄帝不仅同意这个建议，而且自己也开始练习骑马。他命应龙、王亥对捉回来的 200 多匹野马精心饲养，进行训练。应龙专门挑选 200 多名精干的小伙子，每天从早到晚，既驯马，又练人。经过两年多的训练，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就这样诞生了，这支骑兵在后来的涿鹿大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上述故事说明我国先人在远古时期已经开始了对马的驯化与繁殖，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养马、育马技术，并且已经将马作为在战争中重要的军事力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分析了 595 匹中国家马的 DNA D-loop 区 247bp 序列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家马的 DNA 进行比较，认为全世界家马的 2031 条序列中新的 H 支系主要来自中国，且处于野马驯养分布网络图的中心，表明中国家马的驯化在现代家马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亚支系 G* 和 E* 序列都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已经驯化的家马特征，中国存在野生马向现代马独立驯化的发展历程。

国际上，一些主要研究机构对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和板城遗址中春秋时期的 11 匹古代马的线粒体 DNA 进行了分析，成功地获得了全部 11 个样品的古 DNA 序列。并从“基因银行”里选取了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的代表性家马品种作为比对序列构建了系统发育网络。系统发育网络图显示 11 个中国古代马分布在 5 个现代家马线粒体 DNA世系中，暗示中国古代马具有广泛的母系来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马的杂交与驯化的国家之一。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马的家养活动。内蒙古草原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岩画中就有马的家养图形，神话传说中，黄帝“乘黄龙辑马身而仙”，伏羲治理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中国古代的十二生肖中 , 把地支午定为马。《诗经·小雅·吉 日 》说 “吉日庚午 ,既差我马”, 即在庚午这个好日子选择良马去狩猎。到了商周时代 , 我国的养马业已相当发达 ,《周礼》中记载 ,“校人工掌王马之一政 , 拼六马之属”, 将马分为六种：种马、戎马、齐马、 道马、田马和姆马。这一系列论述与故事均已说明，在我国远古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马进行养殖，并对所养马的用途与功能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春秋·翅辞》说“地精为马 , 任重致远利天下。”马在改善古代社会的生产、邮政、 交通状况 , 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协作和感情交流等方面显示了强大的优越性。

在我国，有史记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主要养马区的地缘分布基本一致，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关东、塞北、西南、东南、中原等区域，数千年马的主要繁殖区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近百年来大多数传统产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也因为军队武器装备建设逐步进入火药、机械化时代，养马区产业结构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马的养殖量逐步减少。尤其近年来一些传统牧区已经没有了养马活动，大片草原被耕地与城镇替代，工农业生产已经彻底取代了马匹养殖。现存的一些牧区绝大多数已从过去的专司养马转型为以发展牛、羊等畜牧业生产，马的养殖已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我国古代时期 , 西北产马区主要包括古代西域的广袤牧场 , 这其中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区。西北地区自古以来水草丰美 , 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业生产为生，养殖马、牛、羊等畜牧产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约 890 年 , 秦非子在汧河、渭水（现今的甘肃礼县、张家川等地）为周孝王养殖军马，由于秦非子养马技术高超，军马的繁殖速度很快，喂养的军马十分雄骏。为了奖赏和表彰他的功劳，周孝王封赐他几十里地，赐他的养马地为秦地，赐他以秦为姓，号曰“秦嬴”。从此秦非子依靠卓越的养马技艺开创了秦人由游牧部落向国家管理形式逐步过渡的纪元，秦马也因此名扬天下，很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国马的象征与代称。

秦非子在“秦”地成功的养马技艺，据传来源于当时的西域、青海等地，这一典型事例也充分说明，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历朝历代的军马养殖繁育基地。后来汉、唐时期我国的大型军队养马场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宋、明两代实行的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就包括秦马、唐马遗种。

我国长城以北广阔的塞北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据上世纪 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层第 3 号石椁墓中发现的一件“骑兵猎兔铜扣环”上发现，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一马前铸一奔兔”，据碳十四技术测定，其上限最早可推到殷末或周初。这件猎人逐兔的生动造型图案说明早在殷商时期，塞外已经成为重要的养马基地。春秋战国末期，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了庞大的马群，并以此为条件数千年来屡次发动针对中原地区的侵略战争。此外，通过民族间的民间贸易、战争和人口迁移，这一地区大量马匹自周朝、秦朝以后不断传入中原，塞北逐步成为我国民马、军马的重要来源地。

西南养马区主要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区，西南养马区养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后，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政府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朝廷的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虽然也不乏名贵良马出现，但西南马作为军用马匹其性能绝大多数不及北方马种，所以西南马多作为民马使用。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历史上西南马对于我国其他品种的马的繁育与改良起过重要作用。

关东产马区主要指我国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东北产马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产马地之一。春秋、战国时的东胡以及后来兴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这些民族依托东北嫩江、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广袤草原，以牧业为生，培育出了许多关东名马。契丹族、女真族先后在这里建立辽国、金国，此地曾设有宏大的国家政权群牧管理机构。辽国养马最多时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 7 处群牧所养马就达 47万匹。

中原自古车骑驰骋，养马颇盛。尤其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诸侯、豪强均以拥有良马豪车为自豪。著名传说《田忌赛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养马业的热烈追捧。春秋时期现存于世的史料中多有中原各国的骑兵记载，如《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 年），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一故事记载也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是军马的盛产之地。秦汉时期，尤其西汉时期，中原养马业空前强盛，为汉武帝西征匈奴提供了大批的战马。秦、汉时代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原养马业一度衰落，中原养马区逐渐被农耕文化替代。后来北方草原民族不断南迁，长期入侵中原，迫使中原农民弃田养马，畜牧业开始重新兴盛。此时由于引入了大量的蒙古马种，使原有的中原马种逐渐消失。

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驻中原的重要关口，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 处。之后由于有些牧监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不善，以致逐渐出现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的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中原人口日益增加，大量牧地被开垦成为耕地，军马养殖牧地开始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从此一蹶不振。

与其他养马区比较，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并不利于繁育军马，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绝大多数地方属于农业生产区，仅有的马匹也因长期挽驾驮载，导致品种退化；二是中原民众绝大部分为农民，没有游牧民族固有的骑牧习惯。因此，随着后期社会情况的不断变化，中原养马区逐渐被以农业生活为主的社会形态代替，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历来素有“南船北马”之说 , 就是说我国的产马区主要集中在北方，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据史料记载，在我国的东南地区也并非绝对没有养马。春秋末年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的需要，大力发展养马业，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在南方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都建有军队养马场，尤其南宋时期，为了抵御北方来自蒙古民族的侵略，南宋政府在东南地区加强了军马养殖基地的筹建，一些养马场先后出现。明朝初期，当时的明王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曾兴办牧监达 14 处，其规模在中国南方历史上也是空前庞大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