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养马业（中篇）

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与阶级分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与改善，以及国家或氏族之间战争的需要，野马家化驯养实现后，马的养殖与繁育逐渐成为世界各地人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数万年来，中国大地上的养马业快速发展并完善着。

中国是世界上养马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大量的考古发现，我国在 5000 年前的商朝，作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已经有了成熟的养马技术。2014 年，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骁腾万里——中国古代马文化展》中，居于首位的文物是一匹青铜马。这件商代文物造型简单憨厚，不足手掌大小，出土于延安市甘泉县，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马圆雕艺术品之一。它的出土充分说明在商代时期，马的养殖已经十分成熟。

周王朝时已经设立了十分完善的马政制度，马的饲养也有了十分明确的分工。《周礼》详细记载了周王朝严格的马匹养殖管理办法。《周礼·夏官司马》写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夏官司马，使师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马的饲养设有专门的机构与专职管理官员，《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人、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

我国养育军马的历史最早记载于《史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时期的赵国，北方大多是胡人（少数民族或外民族）部落，他们虽然和赵国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但常有小规模的掠夺战斗。由于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时骑在马上，动作十分灵活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迅速敏捷。而赵国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精良，但多为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作战速度与灵活性都很受限制，再加上官兵身穿长袍，甲胄笨重，骑马很不方便，因此，在交战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鉴于这种情况，赵国武灵王下令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

要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取胡人的短衣、长裤服式。于是，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开始改革骑兵服饰。武灵王为了在全国推行胡服，首先决定说服自己的亲叔叔公子成改穿胡服。公子成是当时赵国最有威望的老臣，如果公子成能带头穿上胡服，其他人也就易于说服了。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做工作，他用大量的事例说明胡服的好处，终于使公子成同意并愿意带头穿上胡服。在公子成与大臣肥义等人的支持下，武灵王力排众议，下令在全国改穿胡人的服装，因为胡服在日常生活中做事也很方便，所以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武灵王的胡服措施获得成功之后，接着训练骑兵队伍，他命令军队改变了原来的军事装备，大力发展骑兵队伍，赵国的国力从此逐渐强大起来，不但打败了过去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等国，而且还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成为当时争霸中原的“七雄”之一。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马逐步被中原国家运用于军事装备。此后，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开始正式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盛行，马的繁殖与培育逐渐受到历代国家统治政权的重视。尤其春秋战国中后期，诸侯各国战事迭起，随着战争的发展，骑兵开始大规模兴起，军马需求迅速增加，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产马区。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疆界拓展到了游牧地区，军马的输入与繁殖培育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骑兵发展的需要与军马的养育促使统治者更加重视马政，马的数量获得了大幅增加，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秦王朝时期，马政由“太仆”总领。其下属机构，由于文献缺少，今已不可详考。但从近年来对秦始皇陵区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就可以窥见秦朝盛大的养马规模。首先是京都附近，聚集着以“厩”为单位管理的大批马匹。京都的马匹除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均有军事意义，如秦二世时“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其次，在郡县地方政府中，也有相应的马政机构。秦简中多处出现的“厩啬夫”、“皂啬夫”，还有“苑啬夫”等，这些都是县属该机构的负责人。此外，秦在边境游牧地区也设有马政机构，蓄养大批的良种军马。据《通典·职官七》记载：秦边郡有“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据秦墓竹简记载战国时秦已经“车千乘，骑万匹”，六国统一后，秦朝的军马总数应当在10万匹以上。

汉朝是我国古代军马养殖事业最为繁盛的时期，养马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汉初建，汉高祖就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军队马业，高祖四年（公元前 203 年）开始在全国征收“算赋”，“为治库兵马车之用”。官方除政府养殖军马外，还积极鼓励百姓养马，汉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免除兵役的办法鼓励私人养马。汉景帝在秦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益造苑马以广用”，扩大边境游牧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据《汉旧仪补注》记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由此可知，西汉初期的军马生产事业的发展已现规模。

西汉的马政有太仆主持，除“天子六厩”、“马皆万匹”外，太仆属官“边郡六牧师苑令”职掌设在边郡的36所牧马场，是西汉马政的骨干，大部分骑兵的用马皆从这里取得。《玉海》卷中记载汉武帝初期仅太仆系统已达36万匹。武帝抗击匈奴时前后动用骑兵120多万，每次参战骑兵多达10余万人。

秦朝前期，由于先秦与羌戎长期杂居，引进良马，对军马的改良与繁育已经成为其普遍的做法。西汉以后，北方的优良马种继续引入内地。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四肢坚实有力，蹄质坚硬，抗严寒，适应性强。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长良好，体型属兼用型，乘用、挽用持久力强。汉朝通过与匈奴的互市获得马匹。自汉武帝时，双方发生战争，但仍愿意通关市。只是汉朝通过战争获得的马匹数量更大。如汉宣帝本始三年 ( 前71年 )，汉军与乌孙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骡、驼七十万头；公元89年东汉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海，获其马、牛、羊、驼百余万头。同时匈奴归降汉朝的人带来的牲畜就更多。所以《盐铁论·力耕》说：“是以骡驴，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对于内附归降的匈奴人，汉朝政府在边郡地区设置“属国”，“因其故俗，以资安置”，即不改变其原来的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还在他们生活出现困难时给予接济。匈奴人与汉人杂居相处，相互学习，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对汉朝军马养殖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汉代大量输入的另一马种是浩门马，它主要产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长期适应高原环境，体质粗糙结实，是挽乘皆宜的地方品种，并以善走对策步著称，这种步伐可使骑手减轻颠簸之苦，有的马经调教才会走，有的会永久遗传给后代。浩门马传入河西走廊后形成有名的岔口绎马，也善走对策步，俗称“胎里走”。生活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羌族人，约在三、四千年前就在湟水流域至青海湖周围游牧，放养包括马在内的各种牲畜。周秦时所称的“西蕃马”，《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各地所献的马，以及《竹书纪年》中周孝王五年西人来献马，大多都是该地所产。东汉时羌人屡屡反叛，成为汉朝西部的主要边患。在与羌人的战争中，汉朝得到的牲畜数量很大。如东汉和帝永元元年 (89 年 )，护羌校尉邓训，“发涅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 ( 迷吾子 ) 谜唐于写谷，斩首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三万余头。”

汉朝除了从北方，西北平原引进优良马种外，西南山区出产的马种也不断传入内地。云、贵、川、黔等省由于地形复杂，自然生态多样。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就根据当地的生活环境选育马匹，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西南马体形矮小，但挽力强，善走山路，适于驮乘，是山区理想的运输工具。秦汉时期，这里生活着夜郎、邛都、越、笮、冉、白马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有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有的过着游牧生活，“随畜迁徙，勿常处。”汉武帝时在西南设置郡县，西南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至东汉时还在西南设立牧苑养马，开发这里的种马资源，民间商人从事马匹贩卖的就更多。

从汉武帝时开始，西域马匹也是中国马种的又一重要来源。西域是马的故乡，盛产名马，尤其以乌孙马和大宛马最为著名。这些马属沙漠种系统，品种特点是体轻、干燥、灵活。中原马与之杂交后，体形由挽型变为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粗糙变的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正是由于这些马具有这些突出优势，汉武帝才不惜代价也要引进这些马。

汉武帝元景四年的秋天，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得一匹汗血宝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 , 心喜若狂 , 称其为“天马”。并作歌咏之 , 歌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出自《汉书·平准书》）。仅有一匹千里马怎能改变国内马的品质？为夺取大量“汗血马”，西汉政权与当时西域的大宛国进行了两次血腥战争。

上面的不同事例均说明，汉朝是我国军马繁育与发展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也是军马在战争中大展宏图的历史时期。

三国、两晋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较长一段分裂时期，国内战乱频繁，统一的国家政权基本灭亡，北方游牧民族大批涌入中原，战马成为当时各游牧民族进犯中原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大冲撞、大交融的时期，也是后世传述的众多名将人才辈出的历史时期，这些令人称赞的精兵名将均是当时的乘骑高手，军马的运用更是达到了历史高峰。

三国时期，北方以鲜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开始强大。游牧民族生产与生活最重要的工具就是马匹，重视养马业是其固有的传统。

马作为北方民族最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与军事武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北方各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最初的军队均为骑兵，虽然发展后期步兵渐渐增多，但军队的主力仍为骑兵，作战时动用相当多的军马参战，如前秦的苻坚南下动用了骑兵 27 万；北魏太武帝侵宋时以骑兵 60 万渡淮河，直逼长江；梁魏钟离之战中魏军 80 万中有骑兵 24 万，可以说这一时期骑兵战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还提高了太仆卿之职的品级，官秩第二品上。北齐设太仆寺主管车马畜牧之事，寺下设有署，署下又设有局，形成一个系统的行政机构。北周也模仿周代官制建立了自己的马政机构。

六朝之地属于传统的少马地区，为与北方各政权抗衡，也很注重马政。江左政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种种手段扩充马匹。其马匹来源采取多元化、多渠道，内外结合、内外并举的方式。对内主要采取各州郡贡献、民间征调、掳掠蛮马等手段获得一定数量的马匹，但更主要是依靠外部输入这一渠道，以外交、互市和掳掠等手段从北方诸国、辽东及高句丽、西南蜀地及西北诸国获得大量马匹。这些马匹尽管没有最终改变军事上北强南弱的局面，但对加强六朝政权的军事力量，巩固其内部统治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孙吴立国到隋灭陈统一南北，六朝政权能偏安江左达 360 多年，马政措施得力，马匹数量比较充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两晋与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处于内乱的较长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真正形成多民族、多种族的关键时期。各民族的崛起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也促进了马的养殖文化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马的杂交技术萌芽，不同马种的杂交技术开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