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马之诚，醉影人生

丽江是邂逅爱情的地方，是诗和远方。他们在这里邂逅了爱情，又将这远方当成了故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故事的开始很美好，可生活从来都不只有一种色调。

在丽江拉市海边的一个纳西族村子里有一家名叫“醉影堂”的客栈——如今挂名为“悬壶轩”，“悬壶济世”，这里也与中医有关联。三月初的院子里已经是满园春色了，广玉兰、桃花、梨花、玫瑰、还有多种不知名的植物，阳光洒满，一树一树的花开正艳，谢了幕的花瓣安卧在青草地上，雀儿们唧唧喳喳地在枝头和房顶上闹，仿佛这个安静的小世界正在上演一幕春之声的歌剧。

客栈的女主人汉娜早上送完孩子去幼儿园，回来后简单吃了早点便得赶着去马场喂马。高高的白色大皮卡有些年头了，车厢内散乱着各种与马相关的杂物，汉娜驾车上路，丝毫不理会这略显粗糙的场面。绕了几个弯，只几分钟便到了马场。马场的白色围栏在前一天下午都被政府来的人强制拆除了，只留下固定围栏的一些水泥桩。被拆下来的围栏全部堆放在马房后面的一片草地上。汉娜扒开散乱堆起的围栏，发现了那株他们曾特意用彩带标记出来的玫瑰。它被压折了，汉娜一阵叹息，这些种在马房后面的一排玫瑰是她跟爱人一起从附近被拆的玫瑰园周围捡回来的，只存活了那一株。

俱乐部目前一共有 4 匹马，两匹荷兰温血，一匹弗里斯兰，还有一匹资格最老的 Captain。这匹 8 岁的黑色温血公马是汉娜几年前偶然在一家马场遇到的，当时他的情况很不好，汉娜不忍，只好带他回来自己养，后来也就有了这家位于拉市海边上的挪威森林马术俱乐部。俱乐部很简陋，一共七间马房，四间并排东向的便是马儿们的住所，两间单独朝南的分别是草料和工具房，还有一间作为马工的房间，会客室是单独建在场地边上的一间玻璃房。简单的设计和布置，让这里更多了份自由和随性，只需要一两个人便能打理好一切。年前他们辞退了在这里工作了四年的马工，目前马场只有汉娜一个人照顾着几匹马，既做教练，也做马工。汉娜说养马是一件很辛苦，却又很放松的事情。

汉娜7岁开始学骑马，13岁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位对她影响很深的教练，这位教练曾经获得过欧洲冠军，在汉娜眼里他是挪威最好的马术骑手。也正是因为这位教练，汉娜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骑马——舒服、简单，不是拉、提、打架的感觉，而是美的感觉。汉娜还骑过一匹参加过大赛的 Pony，这匹 Pony 让她感觉到自己很厉害，她在点滴的进步中收获了更多的自信和满足。

就算在挪威，学习马术也不便宜。为了能继续骑马，汉娜在上学期间也会做一些兼职，比如在餐馆和酒吧做服务生。在马场的时候，她每天要练 4 匹马，还要一边学骑术，一边打比赛，那时候的她吃了很多苦。“这也有好处，因为我可以骑到各种不同水平的马。”20 岁的时候，汉娜在一次骑马中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很严重的腰伤。幸而有人发现得及时，她没有因失血过多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她做了五个小时的手术，下了手术台，医生不敢保证她能够再次站起来走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破了她的人生规划。好在在她 19 岁的时候，已经认识到“生活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高考完以后，跟很多朋友一起去旅游，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朋友就从阳台上摔下去离世了。在那些还不能行走的日子里，她就在想，“就算不能再打骑马的比赛，那我也要打马车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养，汉娜渐渐好起来了。“可以说我浪费了三年，后来重新开始。如果没有那次事故的话，我可能没有上过大学，没上大学，我就没有来中国，没有现在所有的事情。”

汉娜随挪中两国的一个脑瘫儿童合作治疗项目来到中国，工作结束，顺便游玩丽江。在这里她遇到了现在的爱人王刚。那些日子他们形影不离，度过了一段最浪漫的时光。后来汉娜回到挪威，原以为这段感情只是一场异国的短暂情缘，并不会有结果，不过两人虽相隔遥远两颗心却越走越近。一年后他们相约一起去越南，这次的共同旅行让他们更确定了彼此是将要携手共度余生的人。

在汉娜的印象中，初遇王刚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自信而又安静。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大摄影师，博学广闻，能说流利的英语，也懂法语。

王刚在广州长大，喜欢文科，但是因为理科好就业，他就听从家里学了理科。高考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可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那时又不允许转专业，他在入学几十天后便果断选择退学。提早走向社会的经历让他更认清了学习社会知识的重要性。他努力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阅读，甚至是《毛泽东选集》、报刊、杂志，捡到什么就读什么，如饥似渴。也是从那时起，他真正爱上了读书，“就算喝醉了，眼睛看字是飘的，也在看书。”他看过萨特和加缪几乎所有的作品，还有美国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德国布莱斯特的各方面的理论，前苏联著名剧作家斯坦尼斯拉夫的剧作等等。因为英语好，他得以进入黄埔的海员俱乐部担任翻译，也有机会去华南师大专攻了两年英语，之后趁工作之便又系统地学习了逻辑学、心理学、哲学……

从海员俱乐部内退后，王刚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二十四史中的《明史》等著作对他管理公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朝是中国封建集权制发展的最顶峰，集权制体现得最直接的就是取消了宰相职位，权分六部，由皇帝亲自控制。”他由此得到启发，马上将自己的公司改了建制，将原先的多个部门缩减成了三个：客户服务中心、创作中心和同时担当起人力资源部的财务中心，“因为用钱去管人是最有效的”。他用人不拒于对方的学历文凭，只看其做人做事的能力。他不喜欢那些根据自己一知半解的碎片知识就轻易做出判断的人，而这却常是“文化人”的通病。“很少人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发表看法，但是很多人会对自己一知半解的事情发表权威的看法，这种看法，会以笑料的方式流传于世。”他宁愿大力提拔那些虽然学历低，却更会花大力气收集足够的资料和数据，不轻易自己做结论的人。这个公司三年以后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他又陆续投资成立或参股了多家公司，均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商场上的成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一篇自序文章《一年》中曾写道：

“在这个迷乱的商场混迹了十年，经济上的富足往往是成功的标志，而成功，正如所有的描述一样，是以自信、坚韧、坚毅、智慧、机遇等为基础的。就这样，表面上，我具备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满足感。可是我并不快乐。或者白天（我只有半个白天，过午才醒）在公众面前我是快乐的：呼朋唤友、声色犬马。在商业上，进退自如、洞若观火。但是，在我那个比别人更加漫长的黑夜降临的时候，我变得孤独、暴躁、恐惧、悲伤，像一头受伤的狼，仰天长嗥，无法自制，黑暗犹如一个巨大的笼子，无所不在地封锁着我，内心无所适从，白天的自信荡然无存。我无法相信自己，现实牵引了我，我成了现实的奴隶，而那十年悠长的岁月又是那么的短促，以至于白驹过隙，光阴似箭。

我变得无法相信身处的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我无法相信自己。

我心中充满了一个中年人的悲伤，活了这么久，才开始不相信自己，我失去了面对都市的勇气，失去了与人相处的勇气。我需要回头寻找人生的所来之处。我需要记录寻找过程的称手的家伙。”

经过一番探索，王刚最终选择了摄影。他去二手照相市场随便捡了一台1954年产的禄来双反相机，一个人从荷兰背回来一堆摄影相关的书籍，在昆明的翠湖边上仔细研究每一位国际摄影大师的生平经历和作品。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后，他才正式开始自己的摄影之旅。

“刚开始拍照，我是想拍出我知道的，后来，我就在拍我不知道的。”2006年3月，他带着他的老式照相机，离开灯红酒绿的广州，前往没有夜生活的彝乡。该年底，他就凭借作品《彝族牧羊人》单幅照片参加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并获人物类二等奖。2007年他被中国摄影出版社评为唯一的“中国最具影响力新锐摄影家”。单幅作品创下12万的卖价，作品为多国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

“好的摄影师，会把一个真实的世界，拍成一个虚幻的世界，这就是拍摄者把自己的内心所想，通过不同元素的组合，形成自己的风格，说出自己想说的。好的摄影师既要有知识，又要有文化，还需要一定的生活积累，才能让被摄者成为摄影师的镜子。像寇德卡的吉普赛人，吴家林老师的云南山里人和我对牧区的藏人与大凉山的彝族等人的记录。他们会把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拍出戏剧性的效果，体现出摄影师的观察与创作痕迹。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记录才能称为人类学摄影，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摄影。”

“摄影的本质是在摄影技术之外的，有些看似不相关的书，什么哲学、历史、逻辑、心理学的书，量变会引发质变，当读了大量的这些书之后，拍摄时你会体现出更多照片背后的东西。国际上真正有实力的摄影师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对艺术史的把握和理解，有着文化圈里的交流。举例来说，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画册就是《在路上》这部名作的作者凯鲁亚克写的序言，两者在反映美国人战后60年代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上几乎图文相配。我的画册后序也是作家余华写的，他之所以为我写，我认为是因为我们都在描述中国人的苦难人生和他们面对苦难的那种坚忍、坚毅生活的态度。”

在别人看来，王刚简直是个“疯子”，只拍了半年就获得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大奖。王刚却说，他只是懂得走“捷径”。“作为摄影师，我有商人的底子，知道怎样从一个外行一战成名，怎样营销自己，营销自己的作品。另外，我是做创作型艺术摄影师，这里面要有文化底蕴。所以这些东西跟我拍了多久没有关系。”

王刚一直认为，判断照片好坏的标准是：在一张照片中，事件发生的影响力大，还是你在那里的影响力大。所以他始终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拍照。“我不安排对象，我站在他们面前，我不安排他，我安排我自己。”他说跟摄影对象既要有沟通，又要保持距离，这是种很难拿捏得准的分寸。“你跟他过于反应强烈的时候，拍出来也许就不是他本身的状态了，你要完全不沟通呢，他自己本身的状态又不能定格在那儿。”《彝族牧羊人》这张照片之所以能拿奖，他曾经问过评委。有个评委说，“你不觉得这个照片有点像哈利波特吗？像是在空中一样，有个飞毯，旁边还有一个魔法棒。”还有一个评委说，“圣经上说，基督化身于人间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出现的。普罗大众对基督来说，都是基督的羊，他是一个牧羊人。”不同的人从这张照片中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有人告诉他，他的这幅作品如果在中国过审，会直接当做废片处理，因为对焦不准。王刚自己也坦言，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那部相机还没那么熟悉。不过相片洗出来，却给了他惊喜。在不清楚荷赛肖像类奖项规则的情况下，他就将这张照片寄往阿姆斯特丹，并且自信地认为自己肯定会获奖。“莎莉曼教会了我什么叫含蓄，否则我会像很多摄影师一样那么看重清晰，阿卜丝一直让我思考，如何用宁静表现暴力。不管是布拉塞还是庄学本，他们的作品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令人肃然起敬。”

王刚的摄影之旅在2009年就宣布结束了，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有人形容他，“进入摄影行业，只扔了几颗手榴弹进去，就再也不拍了。”对此，他的解释是，“我觉得，不管我的作品卖多少钱，我自己超越不了自己了。我再这么拍，就是重复了。当然我也带了不少学生，这些年我也尝试了用一些新的方法来拍。要拍，当然也要达到经典级别。经典，就是几十年后，别人还谈不谈得到你的相片，不是说你现在的片子卖了多少钱，得了什么奖。”离开，又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他更多的是对中国目前的摄影界感到失望。“充斥在各个摄影节上的那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就成了‘观念摄影’，再没有那些在生活中捕捉人类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瞬间，而是用各种手段反映自己内心的肮脏龌龊，从而掩饰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无能、浅薄。更多的所谓专家、评论家用晦涩难懂的评述为摄影走向穷途末路推波助澜。”

王刚敢怒，也敢言，从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伯格曼在他的电影《狼的时刻》（1968 年）借画家约翰说出他作为电影艺术家的肺腑之言。“我自称‘艺术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名字。我的创作中除了冲动以外没有任何不言而喻的东西……我可以不时感觉到妄自尊大的飓风横扫我的双眉。但我相信自己是免疫的，只需要一秒我便可提醒自己：人类世界的艺术微不足道。”这也正是他理解的自我定位：独立的艺术绝非神圣不可高攀，艺术创作仅仅是我们怀疑自我，质疑、直面生存状态的过程。

除了摄影，在那段“寻找人生”的阶段，王刚还养起了藏獒。他起先只养三只，没想到其中两只在一起了，母藏獒怀孕一连产下十只幼崽。生产的时候，由于没有其他人敢靠近，王刚便自己帮忙接生，还照顾“月子”。“我也不可能卖给别人，因为这都是我的孩子。我就将母的，相对好的送给朋友，其他的自己留着。”2010 年这些藏獒在广州实在养不下去了，王刚就想到把它们转移到丽江来，还专门请了两个人来帮忙养，他自己则在广州和丽江之间来回辗转。他在丽江的住处成了朋友们来丽江游玩的接待处，受不了每次朋友来他都要陪着泡酒吧的折磨，后来他就干脆在这里盖了个院子，这样朋友们来他就只包吃包住，随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汉娜与王刚结缘也是因为藏獒。汉娜从朋友那儿听说，有人养了藏獒，她便很想看看真实藏獒的样子。又赶上那天路上很堵车，一连堵了四个来小时，为了打发时间，大家就在车里聊天，汉娜与王刚就这样相熟了。他们正式在一起后，这个院子便成了他们的家。

这段异国婚姻并没有太多文化的隔阂，虽然磨合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冲突，不过两人都是对事不对人，不计隔夜仇。在养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也一致认同应该“放养”，经常放任那对龙凤胎儿女在院子里爬啊，闹啊。孩子们现在已经上了幼儿园，那家幼儿园很远，只收了十一个学生，老师会带着学生们到森林里上课，带他们近距离认识大自然。生活中孩子们要同时接触挪威语、英语还有普通话，混乱的语言环境让他们比同龄的孩子晚一些学会说话。他们现在已经懂得要跟什么人用什么语言来沟通了，跟妈妈要说挪威话，跟阿姨说中文，如果妈妈偶尔跟他们说中文，他们就会显出一副迷糊的表情。

相比于以前常去世界各地旅行，汉娜现在的世界变得很小了，但是她很喜欢这里。“挪威人很喜欢稳定的生活，中国更开放，这里的人们喜欢跟人聊天，喜欢交新朋友，更灵活，也更自然随意，所以我刚来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一点。你可以说我们明天一起去泸沽湖吧？我们晚上一起吃烧烤吧？但是在挪威，就要两个礼拜前给人发短信问：你两个礼拜后有时间吗？没有，可能三个礼拜以后吧。三个礼拜之后，很可能他们又有事情。就算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家，你也不能贸然去敲门。”

早些年时候的王刚做过很多行业，敢想敢干，现在的他不太愿意跟城市里的商业社会打交道，只想过平凡的日子，可是接二连三的麻烦又让他无法享受这平凡的幸福。一辈子都觉得能够掌控自己的路子的他，这两年头一次感觉到了不知所措和迷茫。“从今以后，信马由缰，拉索盖房，哀悼死伤，一心种粮，无意乖张，看透奸良，西风独向，你享繁华，我在他乡。今已是，亢龙有悔，哪里想，潜龙在渊。忆往昔，斧影灯恍，呼啸南方，怀抱姑娘，荣华尽享，纸醉金迷，自大轻狂，少年骄纵，无畏虎狼。看如今，由奢入简，风做霓裳，戒急用忍，物欲无疆。心有余良，自大坚强。”客栈有一间电影放映室，他每天晚上独自在这里读书，看电影，思考，写作，总要熬夜到两三点，实在困了才会休息。

来拉市海的游客大多会体验一把“重走茶马古道”。这里很多农家的院子里或是门口都会拴着几匹滇马供游人骑坐。在这样地域文化浓厚的地区，挪威森林马术俱乐部显得有些另类。“我去过一个马场，我看到那儿的马，差不多想哭。我旁边有一个小朋友过来参观，他们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摸一下那匹很大的马，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对比。”汉娜便特别想要让人们看到一匹健康的马是什么样的状态，一个小型马场是怎样的，怎样跟马进行快乐地合作。

“我也想让那些教练体会到我所感受到的，他们就会知道一匹训练好的马是什么感觉，真正的舞步是什么。我跟马一起相处了25年，如果我骑马只是跑一下，玩一下，跳一下，天天这样就没有意思，因为每天都会做。我就一直在想把自己变好一点，把马也变好一点，然后跟自己比，马也跟好的血统比。不是所有的马都能成为很好的运动马，但所有的马都可以变得更好一点。努力做得更好一点，才会让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汉娜想让更多的人打开眼界，让他们发现马术其实很丰富。她想让这里的人们知道可能马的一点小小的改变，你的那一点点的改变就会让骑马变得很舒服，就会让你收获一种满足感。

王刚向来反对为了情怀，不顾经济利益。对于马术俱乐部的经营，他曾经试图跟当地的旅游结合起来。“云南各地都在搞少数民族文化，他们的这种文化根本没有得到普及。东巴文化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吸引人。鲁迅的这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是手段，世界的是目的。他们误解了这句话，他们认为只要是民族的就可以走向世界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看挪威的人口才五百万，挪威的小乐队却很多，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很大。人家那也是民族的，但是人家那为什么走向世界了？再民族的东西只有跟国际文化接轨才能走向世界。不能停留在什么东西都玩民族的，就以为水到渠成的就能成为世界的。”

“每年大约有 1000 多万人来丽江旅游。《丽江千古情》，还有张艺谋的《印象丽江》这两个表演项目，每天都是游客爆满的。这里我不做茶马文化，我就做独立的欧洲马术表演项目。我还可以在会所里搞国际摄影节、国际独立电影节、草地音乐节。这些我有资源，这些资源我可以在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上搭建起来。”王刚已经将这些想法提供给了当地政府。现在拉市海正面临大规模的整改，经历着旅游产业升级的转折点。如果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同意将山下的那片三十亩的用地划给他们做建设，那他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可以大刀阔斧地实施自己的想法了。可是如果无法获得政府的支持，他就只好放弃。他们一家人也只好去挪威生活了。

无论是挪威还是丽江，在人们眼里都是诗和远方。可是不管在哪儿生活，都难免遇见繁华和荒唐，他们与犬马为伴，识百味人生，已自成一道风景。